當前位置：中國擁有博大精深的傳統科學美德。戰國時齊於臨淄設“稷下學宮”，治官禮、議政事，著書立說，可以說是當時的高等學府與文化中心。其中已經蘊含了學術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風尚。事實上，科學作風一直是在提倡的，例如各個學校制定的校訓很多都是這方面的至理名言，當然，對學術研究腐敗的揭露也是屢見不鮮，說明真正認識並嚴格自律並非易事。
今天在座的90%以上都是剛入學的研究生，這是你們人生的新階段，我熱誠地希望你們在思想上也能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我今天不講大道理，因為“教育材料彙編”上好多的文章已經將一些道理說得很透了。我作為一個建築學人，自1946年執教於清華大學，至今已經68年，只想將一些通過自己親身經歷所得到的體會與同學們討論。
吳良鏞
1 理想與立志
一個人的一生不能沒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斷前進的動力。要思考我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麼?想要有何作為?有何抱負和志趣?想要從事什麼專業?這在中學進入大學時必然要有所考慮，從大學進入研究生時代更需要進一步思考。立志往往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隨著成長的經歷、所見所聞所想而一步步頓悟、提升，當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選擇建築事業作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與我青少年時的成長經歷有著密切關係的。我1922年出生於古都金陵，當時國家正值內憂外患，中國大地戰火連連，苦難深重，1937年南京淪陷，我隨家兄流亡重慶，於合川繼續中學學業，記得1940年7月27日大學聯考結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軍空襲，大火一直燃燒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我敬愛的前蘇州中學首席國文教員戴勁沉父子遇難。戰亂苦痛的經歷激發了我重建家園的熱望，最終斷然選擇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學習。以建築為專業，這又是一個開始，隨著自己的成長，逐步深入認識到國家社會發展對建築事業的需求，對它的學習研究也就不斷地提高。
2 選擇
一個人的一生不知要走過多少“十字路口”，一個彎轉錯了就很難回到過去的志願，因此道路的選擇至關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機遇、變遷，甚至有無限的偶然性，國家的發展、社會經濟的變遷，乃至家庭中的細小問題都會引人轉向，甚至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回顧我的經歷，有幾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經樑思成先生推薦赴美國匡溪藝術學院求學，1950年學成後，應樑先生信中說到的“新中國百廢待興”的召喚，力辭種種誘惑，毅然從尚為英國盤踞的香港、在軍警挾持下取道回國，投身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建設和教育事業中。現在想來，如果當時留在美國，便沒有此後幾十年在中國建設領域中的耕耘和收穫。1983年，我年滿60，從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的行政崗位上退下，當時張維先生邀請我前往深圳大學創辦建築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堅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間屋子、一張書桌、兩個坐凳的條件下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與城市研究所，如今已經整整30個春秋。30年中我與研究所的同志們共同開展了一系列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與實踐，當時若前往深圳，今生後期的工作則又會是另一番光景。類似的情況一個人一生不知要經歷多少，回顧過往，我自審之所以沒有“轉錯”大方向，很大程度上還是與早年“立志”相關，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築與城市的學術領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時期，根據現實條件作出相應的選擇。
3 堅持
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遇到困難是堅持還是退卻?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不論是年少時讀書求學，還是年長後的研究與實踐，幾乎處處都有需要面對的困難，也難免遭遇挫折。年輕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響而氣餒，這裡希望與大家以宗白華之語共勉：“不因困難而挫志，不以榮譽而自滿”。(宗白華《徐悲鴻與中國繪畫》)，要立志、要選擇，在選擇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懼困難的堅持。
4 榜樣
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良師益友會起到重要的影響。我在求學的各個階段都有幸得良師指點，這是人生一大幸福。1940年進入中央大學建築系後，師從我國建築領域的先驅鮑鼎、楊廷寶、劉敦楨、徐中等諸位先生;1946年自雲南抗日戰場回到重慶，又幸得樑思成先生賞識，獲邀參與協同創辦建築系，其間多得樑思成、林徽因先生等的言傳身教;1948年經樑先生推薦赴美求學，師從世界著名建築大師伊里爾·沙裡寧，學習建築與城市設計，獲益良多。除了諸位“良師”，還有諸多“益友”作為榜樣。數學家馮康因獨立於西方系統地創始了有限元法而享譽，20世紀40年代初，他與我同在中央大學求學，1946年又同到清華大學任教，他原本在電機系，後轉學物理，又發現對數學感興趣而轉到數學系。數學的事情我說不了，但是可以談一談從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的對他的認識。馮康一度喜愛音樂，為此他蒐集了眾多音樂唱片，並將圖書館中有關古典音樂的著作借出來，逐一閱讀，這體現了他即使在業餘愛好上也擁有鑽研而又廣博的科學精神，在各方面日漸淵博，最終成為“有限元”方法的創始人之一，獲得國際矚目。植物學家吳徵鎰是2007年國家最高科技獎的獲得者，我在上世紀40年代即在清華園中與他結識，當時我們同住在工字廳，隔院視窗相對。他當時公開身份是民盟成員，在1946年清華大學紀念聞一多被害一週年的紀念會上，他鞭笞時局，我後來參加“教聯會”的工作，與他多有往來，才初步辨明時局。吳徵鎰當時事實上是清華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後來去了解放區，解放前夕代表黨組織接收清華大學，並參與中國科學院的籌備等。如果他將這些工作做下去，可以成為優秀的領導，但是他選擇回到昆明，繼續從事植物學研究，主編了《中國植物誌》等權威著作，他的一生，參與了革命運動，最終還是回到自己的學術抱負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們在為學、為人、為事中給予我心靈上的感染，令我敬佩不已。建築與規劃專業內的“益友”更多，在此不再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