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我們生活在一個個急於現代化的城市裡。它們大同小異，在競賽，比樓高、比路寬。這是汽車的城市，是視覺的城市。新老並存、多種功能並存的建築，以及適合步行的街道，小尺度的廣場，開放度高的街心公園??在交通以及景觀功能之外，這些公共交往空間、這些生髮城市多樣性的載體在哪裡?
多倫多湖濱地區的十年改造，以及這座城市中的更多案例，或可為我們提供一種通過公共空間的營造生髮城市多樣性的樣本。
“湖濱復興計劃”是由多倫多市、安大略省和加拿大三級政府於2001年啟動的城市改造專案。負責這一專案的開發公司Waterfront Toronto由三級政府共同出資組建。“湖濱復興計劃”旨在將原來多倫多市區南部瀕臨安大略湖的廢棄工業用地以及破敗老區，通過重新規劃和建設，蛻變成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社群。專案佔地800公頃，堪稱北美最大的城市改造專案。公園、濱水步行道、沙灘，以及改造後更適合行走的街道，正在打破城市與湖岸之間的藩籬，將多倫多變成一座真正的水岸城市，並創造出以多樣性見長的城市公共空間。
湖濱地區已經建成以及正在建設的專案還具有辦公、住宅、商業等多種城市功能。混合功能，小尺度，保留老房子，以及高密度，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對城市多樣性的保持所開列出的原則，對興起於1990年代的“新城市主義”(New Urbanism)影響甚大。而這些原則在多倫多的湖濱以及Downtown的其他地區都可以找到。雅各布斯於1967年遷居該市。在身為多倫多市民的四十年左右時間裡，就像她在紐約的時候一樣，她的努力並未止於書本，為了讓自己所在的城市更美好，她一直在行動，並影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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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糖果沙灘與荒地再造
“更多的空敞地用來幹什麼?為了讓攔劫這樣的事情發生?為了留出那些樓與樓之間昏暗的真空地帶?或者是為了讓平民百姓來使用、享受?但問題是人們使用城市的空敞地並不只是因為它在那兒，也不只是因為都市計畫者和設計者希望他們去使用它。” 簡·雅各布斯
政治衝動能否最終內化為這座年輕首都的商業生命力，目前還沒有答案，但內比都不斷修建的寬闊公路網已經一路延伸到不知名的遠處山丘，複雜的道路網彼此連結，圈出來的地塊只有牛隻和農田。
在8月末一個下午，一把把粉紅色的遮陽傘迎著陽光盛放，三三兩兩的沙灘躺椅上都是戴著墨鏡享受著日光浴的人們。當穿著一身正裝的Derek Goring與Bruce Sudds出現在這一環境，多少有點格格不入。
“我希望你們喜歡糖果沙灘。”Sudds說道，作為多倫多湖濱復興公司(WATERFRONTtoronto)的專案溝通過渡經理，他和擔任該公司發展總監的Goring以東道主的身份，在這個下午帶我遊覽這個由多倫多湖濱復興公司一手完成的沙灘專案。
這裡顯然是多倫多湖濱復興公司的得意之作，面對著Redpath糖廠的這片碼頭區，一年前仍只是一片單調而無人留連的停車場，但作為多倫多湖濱復興計劃的一部分，這裡的舊廠房被拆去，被工業化汙染的土地得到了無毒化清洗，在經過激烈的設計比賽後，腳下的這一塊土地被確定重建為一座沙灘。
現在，躺在白色的沙灘椅上，踩著腳下自美國俄亥俄州運來的細白沙礫，安大略湖淡藍色的湖水以及綠樹蔥鬱的多倫多島就在眼前，帆影處處，舉止充滿都市風情的俊男美女慵懶地做著日光浴，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自己正身處地中海的某個海島沙灘。
唯一露餡的時刻，是自沙灘向右邊看去，Redpath糖廠近在咫尺，一艘大貨輪停泊在糖廠的碼頭，等待將這家老牌製糖企業的產品自水路運到聖勞倫斯河的出海口，提醒著正在享受日光的多倫多人這一帶的過去。這個糖廠碼頭是多倫多唯一仍在正常運營的工業碼頭，
“在整個湖濱復興計劃中，我們一早就確定重建專案中要為公共空間預留25%的佔地比例。”Goring解釋稱，這個比例的確定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為了這個比例，我們參考了全球其它主要湖濱城市的例子，這個決定不能以對錯衡量，只能看合適與否。”他又舉例說，北京就不適合保留大量的臨水公共空間，因為冬天過於嚴寒，會令公共空間在這個季節的利用率大幅降低。
這牽涉到多倫多與安大略湖彼此在歷史上奇怪的冷漠關係。儘管這個城市與安大略湖有著漫長的水岸線，但多倫多卻從來都不以湖濱城市著稱。翻開多倫多的地圖，西起國王道(Kingsway)，東至國會街(Parliament St.)，整個漫長的湖岸線都被嘉甸拿高速(Gardiner Expressway)所攔斷，多倫多人要自市區步行或騎自行車前往河畔，不得不穿越一道道繁忙的主幹道。在市中心，問題更加明顯，若從多倫多都市會展中心往南，首先要穿過寬闊的鐵路，才能抵達加拿大國家電視塔(CN Tower)以及羅傑斯體育館，而這兩個多倫多地標與河畔間寬約兩三公里的土地，基本處於閒置狀態，若非李嘉誠長子李澤鉅在這一帶發展了大量產權式公寓(Condominium)，這一片寬廣的中間地區將一片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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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富裕的中國留學生，不少多倫多人對於在湖畔地區發展高層產權式公寓卻頗有微辭，認為這遮擋了自市中心眺望安大略湖的景緻，更大的問題是，這裡缺乏能吸引市民到訪的公共空間。事實上，自港口中心(Harbourfront Centre)往東或往西，非雜貨店以外的商鋪便已絕跡，有吸引力的餐館與咖啡廳亦欠奉。這已經有點像雅各布斯筆下的那種缺乏活力的低密度新發展社群，即使在白天，行人也只是三三兩兩，而且沒有在人行道上停留。
這也是湖濱復興公司選擇這塊Redpath糖廠旁邊的濱湖地區，重建為包括沙灘與媒體商業區、社群學院的複合專案的初衷所在，這一歷時9個月的改造耗費了超過2400萬加元。糖果沙灘的出現，意味著無車一族終於不必騎行十公里的自行車，前往位於市區東郊的Woodbine沙灘，或者花6加元乘搭渡輪前往多倫多島的南部沙灘，這裡距離市中心聯合車站的步行距離，不超過25分鐘，騎車更只需5分鐘。
此時我和Goring一行人已經走完了三角形的糖果沙灘，拐進了與科勒斯碼頭(Corus Quay)玻璃牆體並肩而行的湖濱林蔭步道，這棟建築已經被一家娛樂與傳媒企業進駐，在面向湖畔的一側，還冒出了一家新開的咖啡館。“我們希望能在這裡看到更多露天餐廳、咖啡廳的開業，畢竟這樣才能聚集更多市民前來，尤其在寒冷的冬季。”Goring說。
能否提高公共用地的使用率不只是驗證城市改造成功的一個標準。雅各布斯就曾經發問，“為什麼在有公園的地方卻常常看不到人，而在沒有公園的地方人卻很多?”她認為不受歡迎的公園之所以成為麻煩，不僅讓公園本身的多重功能無法實現，還令公園旁邊的街道成為人盡皆知的危險地帶，加速周邊地區的衰敗。
這當然需要謹慎的規劃與設計。Goring就表示，這條林蔭步道19米的寬度就經過了仔細計算，因為這能為行人和自行車提供充足的空間;同時，面向湖濱的這棟名為科勒斯碼頭的建築以及在其東側正在興建的喬治·布朗社群學院，也不得超過20米高，以避免多倫多此前湖濱建設出現的“屏風樓”問題。“二線湖濱建築則限高38米，再靠北一點的三線建築則可達50-120米的高度不等。”他補充說，任何設計方案要最終確定，必須經過起碼四重的再評審，由一個專門成立的設計評估委員會負責。
此時我們已走過喬治·布朗社群學院的工地，來到了一片廣場般所在，這裡就是雪邦公共地公園(Sherbourne Common)。在夏天，這是一個供孩子和家長戲水的噴泉廣場，沒有人猜得到廣場地下是一個汙水處理設施;到了冬天，這個廣場將成為溜冰場。“你要明白，湖濱復興公司本身不是地產發展商，”Goring此時駐足說，“我們通過對土地進行修復，並興建包括公園、廣場、沙灘等公共空間和設施，對原本無用的土地進行增值，再吸引發展商在這一地區進行再開發和城市再造。”
他指著在公園旁邊的一處工地選址說，這裡曾經也是一片和Redpath糖廠外觀相似的、5-6層樓高的紅磚牆、灰屋頂廠房，我們清拆了這片舊廠房，現在，Hines這家大型發展商將把這一地塊發展為一個具有零售、餐飲、辦公樓以及產權式公寓的複合專案“灣畔”(Bayside)。
“這裡能否成功，關鍵看有沒有足夠的零售與餐飲，讓人們能真正在此生活，”Sudds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