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貝聿銘
在波士頓建造肯尼迪圖書館(John F Kennedy Library & Museum，於1979年開放)是段痛苦的經歷，非但當地民眾反對，成本也遭到了削減。在同一城市的約翰漢考克大樓(John Hancock Tower，1976年)代表著硬紙板和玻璃鑲嵌工藝陷入困境的時期，當時窗玻璃被木板擋了起來，以防掉落砸到路人。最著名的是，盧浮宮金字塔(Louvre pyramids，1988年)招致保守的巴黎人的痛斥，他們疾呼，美國人要破壞巴黎神聖的標誌性建築。
如今這一切都已被拋在腦後。盧浮宮金字塔已成為當代巴黎的象徵之一，正如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一樣。貝聿銘不僅憑近期作品挽回了名聲，而且更上了一層樓。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完成的兩件作品：透出寧謐氣息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Islamic Art)，以及在貝聿銘的祖國興建的、被廣為稱讚融合了東西方色彩的蘇州博物館。很難說清，是貝聿銘十分善於順應潮流而改變，還是潮流在緊跟著他而改變。
此刻，貝聿銘坐在我對面喝著英式奶茶，風度翩翩，衣著考究。他極力想讓人滿意，絕非傲慢自大的“古板建築師”的形象。我們在倫敦的文華東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 Hotel)見面簡直是理所當然的，這家酒店融合了濃郁的皇家古典風格和奢華的東方變異色彩。貝聿銘身著剪裁合體的灰色西裝，袖子下端露出帶褶皺的法式襯衫袖口。他臉上沒什麼皺紋，但有老人斑，架著一副獨具一格的圓框眼鏡，這一小處模仿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打扮讓他的臉顯得嚴肅。
貝聿銘當年在哈佛就讀，師從沃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格羅皮烏斯是包豪斯(Bauhaus)流派的創始人，或許也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教師。曾是格羅皮烏斯合夥人、建造了惠特尼博物館(Whitney Museum)和紐約聯合國大樓(UN Building)的匈牙利建築師馬賽爾·布魯爾(Marcel Breuer)，則是貝聿銘的好友。這兩位現在看來幾乎是神話般的人物，貝聿銘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麼呢?
“很多，”他回答道，“格羅皮烏斯非常嚴格，但也是個極好的老師。布魯爾和我則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們幾度同遊歐洲，一起航行——航行是相互瞭解的極好的方法。”說到這裡，貝聿銘的眼中幾乎籠上了一層薄霧。
當我問起他是怎麼到美國的，他又提到了船。“我是1935年到美國的，去了舊金山。我坐船從中國出發。當時我甚至不會講英語，我能讀懂一點，或許也會寫一點，就是這樣。船走了17天，我就跟船上的乘務員學說英語。”
四分之三世紀過去了，貝聿銘的英語依然帶著口音，偶爾還會冒出語法錯誤。但他說話和舉止就像他的衣著一樣優雅。事實上，在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中，這位拒絕教書和創立理論的建築師是不合潮流的。他把商業和文化兩方面融合得貌似天衣無縫，讓其他建築師感到了懷疑。他是怎麼把商業與建築藝術成功地結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建築的藝術方面對我來說是天生的，”他一點都不假裝謙虛地說道，“我母親是藝術家，詩人。商業方面則是後天的(他父親是一個銀行家)。出了學校後，我在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工作，我在那裡學到了建築的商務方面。如今這兩種工作我都能輕鬆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