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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
“二十幾萬個村落在整個中國形成的一個體系，就像繪畫中出現的一樣，有著無與倫比的偉大成就。然而30年後的今天，可能只剩下八千多個這樣的村子。”王澍邊說邊推了推眼鏡，眼神中帶有憂慮：“我所感到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注意到它們正在消失。”
7月3日，巴黎盧浮宮，王澍在“中歐跨文化高峰論壇”上做了精彩演講。在他看來，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的鄉村，已漸漸從每個人的記憶中抽離。
作為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的王澍，2012年獲得了普利茲克建築獎。該獎項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作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王澍對中國鄉村格外關注。
“這座城市的回憶正在慢慢消失”
王澍今年獲普立茲克建築獎時，《紐約時報》在報道該新聞時，所配發的圖片是王澍代表作之一——寧波博物館。
寧波博物館所在地，曾有30多個傳統村落。但當王澍要設計博物館時，幾乎所有東西都被拆除了，取代它們的是模仿西方的“小曼哈頓”的商業區建設。
在王澍眼裡，那裡“變成了一片幾乎沒有回憶的城市”，而他所要做的，則是“喚醒記憶”。
從被拆掉的村落裡，王澍找回600多萬塊廢磚瓦片。這些超過80種不同尺寸、來自不同年代的舊瓦片，成了建造博物館的原材料。而按照寧波民間傳統建造工藝的定義，王澍所採用的正是瀕臨失傳的“瓦爿牆”技藝。瓦爿牆裡，有著古老寧波的詩情畫意。
寧波博物館在很多當地人眼裡，成了一座回憶之城。就曾有一位奶奶4次到寧波博物館參觀。王澍問她為什麼，奶奶說，原來的家沒有了，但在王澍造的房子上，到處都能發現原來家的痕跡。
網友們戲謔“中國”的英文China諧音是“拆哪兒”。王澍亦曾數次感慨自己身處的古老國度被拆得面目全非、喪失了記憶。在王澍看來，現在中國城市結構支離破碎，每棟高樓大廈就是一片“殖民地”。
小時候，王澍生活在北京建國門附近一個小四合院中，在四合院外極目都是農田，看得到城市邊緣。王澍說，如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正在被拆毀，用於建造社科院的新大樓。“現在的北京到處都是地標建築，鳥巢、新央視大樓……這座城市的回憶正在慢慢消失，而我無能為力。” 10年前，王澍曾在杭州一家書店翻到一本老相簿，看到一名傳教士拍攝的1900年的北京，他頓時潸然淚下。
在王澍看來，中國的鄉村也正發生鉅變，“它和城市是分裂的”。“中國的制度下，鄉村的房子都是農民自己建的，建築師沒有權利到鄉村去做什麼。”
“中國曾經是一個在城市和鄉村遍佈詩情畫意的國家。”在王澍的描述中，中國古代的村落，建築絕不是主體，它們大都被大樹掩映著，或一半山水一半建築，建築完全融入自然之中。
在王澍看來，6、7世紀之前的中國和歐洲很像，繪畫藝術以人作為主要物件。7世紀之後，經過一系列殘酷的內戰、經濟危機、政治腐敗、自然災害等，中國的整個知識界發生了價值觀的扭轉——整個興趣開始面向自然。“因為自然比人間社會更美好，是需要長期維護的物件。”
“當中國的知識界將興趣轉向自然的時候，皇帝們在都城裡用木頭造100米左右的高層建築，這些在敦煌壁畫上都能看到。但是到了7世紀，觀念改變後，高的建築越來越少，因為這些建造使得自然資源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宋朝的時候，想找一根大的木頭柱子已經很困難。而中國的文人階層也開始關心自己的生活，他們住在自然之中，生活在非常樸素的環境裡。”王澍說。
重返自然之道
也許現在中國面臨的，不僅是固有建築被拆毀，新建築也漸漸失去靈魂。
多年前，王澍曾追隨沈從文《湘行散記》的腳步遊走3個月，旅行中既不給房子照相，也不搞土地測量，沒一點建築師樣子。
在深入鄉村時，王澍不僅關注村莊中有多少種建築，他還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這些村子裡存在大量學校。他記得，自己曾到過一個叫青浪灘的小村，村國小的老師就著夜色專程拜會這位“來訪者”。聊的什麼王澍已記不清，“只記得那裡沒燈，一個人吹著口琴一路踏歌而來。”
“在中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是住在鄉村的。除了當官，退休、放假或者別的情況，他們都會回到鄉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這形成一種制度。所以鄉村有相當高的藝術、文學、教育水平。農民的子弟和這些文人生活在一起，也可以接受高水平的教育。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差不多20世紀初，因為西方的教育體系進來，它才結束。”在王澍看來奇怪的是，“只要是進了西方的學校，很多學生進了城就不想再回到鄉村。”
“實際上我們國家曾經有著非常重要的東西，我稱之為一個國家的景觀系統。”王澍擔憂這樣的景觀系統現在是否還存在。
“其實我們以前的建築學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是以學者和宗教組成的一個體系，它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觀，我們稱之為‘道’。在我們的思考裡自然永遠是最重要的因素。”王澍說，鄉村建築是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是學者和工匠一起創造的。那裡沒有專業的建築師，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對自然的態度。
與很多知名建築師的成長之路不同，王澍沒有出國留學。在他看來，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有那麼多優秀的建築，“沒有比在中國學建築更好的地方。”而從學生時代起，王澍就想把中國山水畫的思維方式移植到建築領域。多年前，中國建築(601668,股吧)評論家史建曾為5家中國建築設計事務所在紐約策劃了一個展覽。當其他建築師滔滔不絕講解自己的作品時，王澍卻鋪開一幅李公麟的山水畫，為外國同行們講起了畫中的空間佈局。在王澍看來，中國傳統山水畫不僅是在描摹景物，更是一種洞悉世界的角度。
而體現王澍“山水畫思維”更為徹底的，恐怕是他另一個代表作——其任教的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象山校區工程被分成兩期。畫圖時，王澍沒有藉助任何電腦軟體，而是按照中國傳統繪畫方法手工作業。而有一天，當中國美院院長許江站在3號樓數米高的門洞前往外看時，突然說：“咦，這不是范寬的《溪山行旅圖》?”王澍則答：“你發現了?”
按照王澍的說法，中國的體系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它基本發生在明朝。明朝的政治體系接近君主立憲的體系，也就是以文人為主的內閣體系。在鄉村是以文人為主的自治體系，是自我管理的自治體系。大家共享一個價值觀，以自治的方式來管理。
“現在的官員在談都市計畫的時候也在想，如何把這種西方的管理方式滲透到鄉村去。但是中國鄉村的數量龐大，複雜的問題很多。建築的保護問題背後是制度的問題，僅僅談保護是不夠的。不可想象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國家會如此不愛惜自己的文明。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築設計師只是一個職業的設計師是不夠的，他必須是個思想家，必須要有自己的立場，而不僅僅是一個接一個地做專案。”王澍說。
文人的英雄色彩
王澍的理想與立場，曾讓一些地產界人士用兩個字形容他：衝、拗。
王澍幾乎不接商業建築。唯一一次，是杭州錢塘江邊的住宅小區“錢江時代”。王澍將其命名為“垂直院宅”——每四戶共用一個小院，院中可種花草，鄰居可坐院中談天。
王澍喜歡院宅閒談的那份意境，淵源或許在十多年前的一個清晨：在湘西一個名叫洞庭溪的村邊，28歲的王澍看到沅江邊幾個農民造一座臨江的吊腳樓，青山翠谷中，屋架“靈秀而堅定，細膩而澄明”。之後，王澍在《設計的開始》一文中寫道：“那座吊腳樓沒有完工，永遠不會完工。不經意的，它總是突兀地呈現在我的面前。”
然而王澍所設計的“垂直院宅”，意境未必人人都懂。有人便視“空中院落”無用且成本巨大。 “我陪著你實現理想，一下五千萬就不見了。”——開發商與王澍，勢必懷抱著不同的“理想”。
有人曾說，王澍是“中國最具人文氣質的建築家”。他喜歡簫管，擅長書法山水畫。他不用電腦不上網，甚至很少使用手機。他認為那些事物對生活無益，他要保持內心寧靜。他樂於體味古代中國文人在造園時流露的遊戲感，也喜歡博爾赫斯在小說《交叉小徑的花園》中營造的神祕氛圍，更著迷於卡爾維諾作品中流露出的奇特而浪漫的想象。
每次去巴黎，王澍都喜歡去聖日耳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館。那曾是海明威、薩特常去的地方。在那個簡樸的街角，王澍喜歡自己閒坐，一杯咖啡打發閒散時光。
窗外行人匆匆。空氣中一種氣息輕輕流淌。
那種氣息，或者叫做“傳統”;也或者叫做情懷與意境。
有境亦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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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北京到處都是地標建築，鳥巢、新央視大樓⋯⋯這座城市的回憶正在慢慢消失，而我無能為力
不可想象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國家會如此不愛惜自己的文明。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築設計師只是一個職業的設計師是不夠的，他必須是個思想家，必須要有自己的立場。